他深耕哲学研究，是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俄等多门外语；他教书育人，以“手工作坊式”的精耕细作，悉心培育学生；他与书籍结缘，与夫人先后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他便是上海社科大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全增嘏。
12月5日下午，全增嘏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文科图书馆特藏中心举行，全增嘏先生纪念文献展在卿云书屋揭幕。全增嘏家属、弟子及后辈学者济济一堂，追忆大师精神风范。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哲学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图书馆共同主办，是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学贯中西，在复旦多领域遍洒星光
百年前，茫茫大海之上，一艘邮轮正缓缓驶向美国。梁实秋、陈植、顾毓琇、吴景超、吴文藻……乘坐此船赴美留学的青年学子，后来为我国思想文化界洒下了熠熠星光。
时年20岁的全增嘏也是这艘船的乘客。他出身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13岁便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读书。赴美留学期间，全增嘏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勤勉求知的态度，给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用两年时间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三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并修完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课程。这名中国学生还担任过哈佛大学辩论队队长。
归国后，全增嘏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在《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上编辑和发表英文文章，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从上世纪40年代起，全增嘏任教于复旦外文系，担任系主任，直至50年代中期复旦筹建哲学系，转任哲学系教授。
全增嘏与夫人胡文淑
在外文系任教十余年，全增嘏对外国文学尤为关注，对狄更斯小说更是情有独钟。全增嘏的夫人是复旦中文系教授胡文淑，他们共同翻译的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堪称图书翻译的楷模佳作。该书是狄更斯小说中哲理最强也最难译的一本，夫妇二人常常为求一字一句的最佳翻译而争得不可开交。全增嘏还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论文《读迭更斯》，全面总结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融摄对十九世纪西方哲学的思考，学术性和思想性极高，至今仍不失为狄更斯小说研究的高质量文章。
全增嘏英文造诣很深，笔译、口译、中英文互译，样样精通。他还曾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等翻译了多本高难度的自然科学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以及《爱因斯坦论著选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等，其高超的英文水平、深厚的知识底蕴可见一斑。在全增嘏看来，专业英语能力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技能，因此亲自培训学生的专业英语。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刘放桐回忆，全增嘏曾专门为系里一些英文水平不佳的青年教师开设了“外语辅导班”，地点就在他家里。“他对这些青年人一句一句地耐心指导，手把手教学，没有哪位老先生像他这样用心了。”
在复旦，全增嘏不仅与外文、哲学结缘，还与图书馆结下深厚缘分。上世纪40年代，全增嘏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而夫人胡文淑刚好是前一任馆长。“大师伉俪接任馆长”，在复旦图书馆百年馆史历程中传为佳话。
融会贯通，拓荒深耕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父亲是一个求学者，他总是讲‘学海无涯’，一生孜孜不倦地做学问。”全增嘏的儿子胡庆沈记得小时候，每晚10点左右，准备入睡时，总是能够看到父亲的房间里，一盏不熄的灯，一个专注的身影，沉浸于阅读文献、编著教材、批阅文章……与满架古今中外书籍为伴。
西方哲学是全增嘏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洋哲学小史》，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不到五万字，却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20世纪初）二千多年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化发展历程，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是一本专业性与普及性兼具的读物，是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精当，无水分，没废话。时至今日，谁要是记住了这不到五万字的‘小史’，他可以说是掌握了西方哲学的‘大要’。”复旦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黄颂杰曾撰文评价《西洋哲学小史》，认为此书凝结了导师全增嘏一生做学问、从事教学科研的特点：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时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全增嘏转到哲学系，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逻辑学教研室主任。 1961年初，全增嘏率先在复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当时全国高校“只此一家”，不仅奠定了复旦大学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中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学的先河。
70年代末，全增嘏带领复旦哲学系全体西方哲学教师，主编从古希腊至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册）。该书打破以19世纪为界将西方哲学一刀两断的传统分期方法，整体观照西方哲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勾画了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史的全貌。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学习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参考书，先后重印15次，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在主持编撰《西方哲学史》期间，全先生就像是我们的‘大家长’。开会期间，他要言不烦，为我们提纲挈领、把好方向，让我们迅速投入到编撰教材的过程中。”复旦哲学学院教授张庆熊负责编写“分析哲学”部分章节，参考全增嘏等学者的相关论文，完成了初稿。“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让我尽可能搜集外文的原典资料，仔细阅读钻研、重新打磨，这提高了我对于原始文献的重视。”
薪火相传，凝聚复旦哲学学科发展的力量
1962年，全增嘏开始正式招收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从那时起，复旦第一宿舍全增嘏家中的起居室，成为学生们的课堂。“父亲对待教书育人，可以说是尽心尽力。”胡庆沈当时还在读初中，总听见父亲和学生在家里讨论着高深的哲学问题，母亲则热情招待。有次胡文淑开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增嘏回应说：“就应该这样学才学得好嘛！”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建立学位制度后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全增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坚力量。在西方哲学的专业学习上，全增嘏强调对古希腊哲学的重视，以及阅读经典原著的重要性。在治学态度上，全增嘏要求学生必须严谨、踏实，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当年就读于复旦哲学系的学生，很多都受到了全增嘏的言传身教。
“全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逊，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老师。”张庆熊回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复旦读研期间，尽管导师并非全增嘏，仍然受到了很多指导与教诲。“有一次我向老师请教‘无差别的爱’的概念，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打了你一耳光，你还把另一边脸转过去给他打。’他总是能把哲学的概念讲解得通俗易懂，让学生了然并牢记于心。”时过数十年，谈起与全增嘏相处的细节，张庆熊犹带笑意。“当时我没有电话，到老师家拜访，时常没有预约就径直前往。有一次老师正在洗脚，看到我‘贸然闯入’，脸上毫无愠怒之色，照常与我交谈。”
在学生、后辈眼中，全增嘏待人随和，对青年学生没有一点架子，关心备至。早在上世纪60年代，全增嘏家中就购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一些系里的师生经常来到他家，排排坐好，观看电视节目，丰富文化生活。全增嘏通常在另一个房间照常办公，接待来访者，有时也与师生一同观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也曾到全增嘏家里看电视。他还难忘初出茅庐时，第一次翻译三、四千字的英文文章，没有信心，于是向全增嘏请教。“这位大学者逐字逐句地帮我校对翻译稿，耐心又细心，让我非常感动。”他认为，今天对全增嘏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复旦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好，达到顶尖水平。
尽管只见过一两次，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对全增嘏等“建系元老”的精神风度，始终感怀于心。“我入学复旦时，哲学系外国哲学的梯队很强，学科实力雄厚，而且各二级学科之间没有门户之见，互相交流促进。这与全先生那一辈老先生的表率作用，密切相关。这些优秀传统延续至今，使复旦哲学学科在国内名列前茅，对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不断推动哲学学院的发展。”
“我觉得不只是全先生一个人使西方哲学史学科和哲学系发展起来，而是以全先生等‘五老’为核心，有一种凝聚的力量。这种凝聚的力量，不仅只是学问的力量、学术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做人的力量，一种品格的力量。”复旦哲学系教授余源培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饮水思源，我们永远感恩和怀念全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永远活在哲学学院的骨子和精神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