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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师德研究概略(2017-2019) (中)
时间:2020-08-26 作者:魏羽彤 来源: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复旦大学)


本简报上一期刊登了《新时代师德研究概略(2017-2019)》的“上篇”,用数字和图表直观地体现了2017-2019三年间我国学界对全阶段学校教育中师德师风的研究概况,并汇总了三年间排名前四位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作者的文章。在“中篇”和“下篇”中,将视角重点聚焦到高校教育阶段,并从内容层面对三年间的研究进行总体梳理。首先,从“上篇”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作者文章中剔除了中小学师德师风的文章,主要保留高校师德师风的文章,之后增加了这三年每年度被引次数最多的几篇高校师德师风文章,以做“中篇”和“下篇”的梳理分析。  

一、新时代师德内涵厘定

师德,是教师的灵魂。广义来说,师德是与教师这一职业相关联的道德规范。对师德的概念内涵的理解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出发点。

(一)师德的历史渊源

宋婧琳和张华波在《立德树人,为何首在立师德》一文中,提出“立师德”源于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源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并结合中华民族“内圣外王”的伦理道德观念阐述了传统师德。

从历史层面看,“立师德”首先扎根于中华民族“内圣外王”的伦理道德土壤。自先秦起,思想家们便秉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的道理,认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呼吁“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吕氏春秋·劝学》),以“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孙丑上》)诠释“师德”的最高境界。古代思想家尝试通过外在约束以“立师德”,并将“师德”作为“为人师”的首要条件。宋代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明清程端蒙和董株制订《程董二先生学则》,都强调道德品质和行为操守是选聘师长的重要条件,戴震以“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佐证了彼时只有圣贤厚德者方可为人师的社会风尚。

冯晓玲、别敦荣在《文化视角下的高校师德建设路径》一文中认为,任何时代的师德建设均要立基于时代语境,但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平地起高楼,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要或多或少借鉴和传续已有师德传统。

中国传统师德文化以儒家思想相关论述为主体。其中,师道和师德是密切相连的两个概念,两者从不同层次表达了教师的终极价值追求。要准确把握儒家的师德观,首先必须厘清师道观。《周礼·师氏》注曰:“师者,教人以道者之称也。”这是“师”“道”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同一语句中,阐明了教师的任务是教人以道。至唐代,韩愈在《师说》中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说》)这是“师道”首次作为一个专门概念,阐释与教师有关的伦理追求。显然,在韩愈看来,道与师是合一的,师是先闻道知道的人,教师的责任在于传道,“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此处的“道”指的是仁义等儒家核心价值,韩愈对此作了阐释:“老子小仁义,其所谓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原道》)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师道内涵极为丰富高深,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包含着教师职业的最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价值追求,即教人以道、育民为圣,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师道是“人生大道之最尊”。要达成此目标,教师必须首先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君子人格,自己先成为期待的理想之人。因此,儒家向来对教师的人格、道德有着极高要求,追求理想师德、崇高师德,将教师作为社会的道德榜样。

(二)师德的时代内涵

王定华在《以深厚师德素养和高超能力水平培养时代新人》一文中指出,德为立教之本,高尚的师德是立德树人的基本前提,并对新时代高尚师德做出了内涵阐释。

思想政治素质过硬是新时代高尚师德的核心要求。教育是为党和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光荣事业。做人民教师,就是要肩负起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职责与使命。

教育教学业务精湛是新时代高尚师德的要义所指。当教师,应争取做到心无旁骛,甘守三尺讲台,这是教师的天职。新时代教师应更好地履行自己所肩负的这份神圣职责,不遗余力地为学生学习和成长贡献才学和智慧。

立德树人本领高超是新时代高尚师德的价值所向。有了高尚师德就要立德树人、建功立业。立德树人实质上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罗丽君、刘丹等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高校师德建设》一文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文化自信与民族智慧,为高校师德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

“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与“四个相统一”是高校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20149月,习近平同志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优秀的老师……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同时,他还提出了“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四条标准,即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这既是对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也概括了一个好老师应有之“道”,古语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师德是师道的根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这是对教师工作价值的高度赞誉,引导高校教师从基本职业底线规范到追求价值实现的师德境界。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这是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与“四个相统一”,对高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质上是对师德内涵的当代诠释:高校教师应该明“道”、信“道”、有“道”、传“道”’,是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也为高校师德建设指明了实践路径。

冯晓玲、别敦荣在《文化视角下的高校师德建设路径》一文中从文化视角指出,当前我国强调文化自信、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国战略,为传统师德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良好环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遵循由知到行、知行合一的逻辑进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师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面深刻地理解传统师德文化,做到“真懂”。中华传统优秀师德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社会文化的传播者、引领者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以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传统师德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科学阐释。全面研究、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师德文化的精髓,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首先要在“真懂”上下功夫。

其二,使优秀传统师德文化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做到“融合”。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华优秀传统师德文化已是“完成时”,传统师德所处的阶级分化、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而现代师德建设则是“进行时”,新时代强调张扬人的理性、主体性,追求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教育理念,因此,师德建设要根植于时代,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师德文化。

其三,以多种路径推进现代师德体系建设的落实,做到“实干”、“实践出真知”,在理论层面构建起内化传统师德精神的现代师德体系,只是实现了阶段性目标,仍须以规章制度、职业规范、法律法规、舆论宣传、培训等多种形式,推进现代师德体系的实践化,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知与力行相统一,以使师德文化以新的内涵与形式发挥作用,新的师德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修正,提高实效性。

冯文全、刘菁菁在《从“知识论”到“德性论”转变的教师师德建设——基于中美教师师德规范的比较》一文中,讨论了从以往传统“知识论”的教师师德观转变到现代“德性论”的教师师德观的观念的进步发展。

在“知识论”的教育观之下,教育成了类似仿照工艺技术的加工模式,儿童处于被控制、被加工、被灌输的地位,以至于儿童的个性、人格、情感、价值观等最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精神层面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然而,教师的素质关联着学生的发展,“德性论”的教师师德观即提倡从“德性论”的高度理解儿童、认识儿童,树立正确、合理的儿童观。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知识论”教育观之下,传统教育以教师、学生、教材为三中心,教师的主要责任就是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即传统意义上教师专业化发展更强调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而随着教育改革,我们渐渐重点关注认知以外的道德情感领域,所以提出“德性论”的教育观,回归人的本性,重视德性教育,以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

(三)师德的现实意义

万美容、李芳在《师德建设:新时代振兴教师教育的基础工程》一文中,从三个维度指出了师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师德建设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立德”并非只是立学生之德。“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教人者必须先受教育,立学生之德者必须先立自身之德。

其次,加强师德建设是新时代造就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关键所在。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仅依靠专业的知识素养难以实现。当前师德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强化对专业伦理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提升专业服务精神,增强专业情感,坚定专业信念,是教师走向专业化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也是新时代造就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关键所在。

最后,加强师德建设是应对当前少数教师师德失范问题的现实需要。受一些错误思潮和追名逐利等因素影响,有的教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伦理与道德观念呈现多元性和差异性特征,有的教师政治素养缺乏、理想信念模糊、职业修养不足,导致育人意识模糊、教学态度敷衍、功利思想突出、道德行为扭曲等师德失范现象时有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教师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解决少数教师师德失范问题,必须加强师德建设。

郑晓东和肖军霞在《新形势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一文中认为,新形势下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首先必须建设好人民满意的高校教师队伍,最根本的是必须要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这是新时代高等学是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保证。

1、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们努力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最具决定性的时代背景。高等院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职能,做什么样的学问,培育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教师队伍。

2、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符合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九个坚持”,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师德师风建设是践行“九个坚持”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3、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前提。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前提。

4、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新时代高校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使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内化为广大教师的价值追求,外化为广大教师的行为自觉,成为高校教师的普遍价值准则,以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引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成果转化等建设任务,这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础,更是新时代高校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前提。

(四)师德的内涵和外延

辛未和姬冰澌在《师德概念研究述评》中梳理了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师德概念的研究,发现国内学界对师德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概念模糊不清。

目前国内学界对师德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宏观上看,对师德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其二,师德即教师道德的简称;其三,师德是教师专业道德或教师专业伦理。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每一种情况下对师德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

师德师风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王大广在《简论“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中分析了如何把握师德师风的边界。

师德,是教师群体在从教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是从属于教师这一职业的道德规范的统称,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师风,从字面上讲,是教师群体和个人所体现出来的作风,包括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学术作风等。从广义上讲,师风问题也是师德问题的一类。从狭义上讲,特别是从高校师德建设实践角度讲,鉴于学术作风具有特殊重要性,所以师风更多指的是学术作风,即学风问题。对于师德师风内涵把握如果不正确,很容易造成实际工作出现缺位、越位问题。在教育部颁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分十个方面对新时代高校教师必须遵守的十个基本道德规范进行了阐述。理解和把握师德师风的内涵和外延,可结合这十项准则进行思考。在理论和实践中,要着重避免以下三个误区:认为教师个体引发的违规违纪问题与师德范畴无关;认为教师个体引发的其他道德问题与师德范畴无关;认为政治要求与师德范畴无关。

  

总体而言,对师德概念的厘定,对师德内涵的理解,是新时代师德研究的基石,也是新时代建设的出发点。专家学者们基本上在以下方面达成一致的看法:1. 师德研究和师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迫切议题;2. 师德内涵研究既要注重理论探讨、同时又要注意结合具体实践;3. 师德研究既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又需注重师德传统在新时代下的意义转换。未来,在师德基本概念研究上,学界还需持续深入研究,可以重点拓宽学科视野,加大定性定量研究结合,从而加大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度,使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二、新时代师德建设问题与困境

师德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需要学校、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的配合与联动。近年来,我国高校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师德建设仍面临着多重困境,亟待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从实践上加以回应。

郑晓东和肖军霞在《新形势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一文中,从教育、制度、实践以及环境四个维度分析指出了目前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1、强化师德教育不够,难以唤起教师道德自觉自省。高校师德师风培育总体上仍处于一种外在强制的他律状态,没有内化成教师个人意志,一些教师对教师职业规范的内涵,对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内省自律。

2、完善师德制度不够,难以建立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突出表现在:一是高校教师管理权责不明确,多数高校机构设置中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师德建设的部门,影响师德建设的整体效果。二是在教师考核评价方面,一方面缺乏对教师师德师风的有效考核办法,另一方面在管理和考核体制上重科研、轻教学,重结果、轻过程,重业绩、轻育人的政策导向依然存在。

3、深化师德实践不够,难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锤炼师德。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教书育人、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等传统师德精神受到了挑战,代之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等负面观念的滋长。

4、营造师德环境不够,难以创建涵养高尚师德的氛围。从宏观社会环境来看,在肯定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合法性的同时,却忽视了过程的正当性。从中观高校环境来看,高校面对师德师风问题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导致道德约束弱化,违规成本低廉。从微观个体环境来看,高校教师往往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对于教师职业的理想信念、伦理要求、道德准则等缺乏全面学习和深刻领会。

刘嘉在《阻碍高校师德建设的因素有哪些》一文中,分析了阻碍高校师德建设的几个社会性因素。

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在当代社会,大学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传统,正在遭受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全面包围。追求效率、服务于市场经济与国家之间竞争的需要,成为当代一些高校追求的最高目标。“政治性高等教育”“服务性高等教育”理论成为大学教育理念,工具主义理性深刻影响着大学教育,大学精神退化。当前的高校虽然开展了很多师德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受大背景的影响,高校管理者在师德培训上的资金投入、政策倾斜等方面,都无法同教师专业技能培训相比较。一些高校的追求目标变成了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率的追求,高校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在教师专业技能飞速提高的同时,教师的道德素养、政治觉悟和心理素质在慢慢下降。

重制度规约轻德性影响。不少高校师德教育仍集中表现为外在输入某种既成且正确的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教育活动,方式以知识化、理论化的教育为主。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市场经济解放思想,这种单向输入道德规范的教育方式也受到了多元价值裂变的碰撞和冲击。外来文化、现代思潮不仅通过与本土文化、传统理念的交锋对立,也通过形式多样、无孔不入的交流与交融影响着深处社会变革中的高校教师群体。当内蕴独立逻辑体系的多元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共同杂糅在理念世界,原本自明的道德价值成为了一种“不仅允许进行判断,而且要求进行判断的普遍样式”,道德教条及其输送方式也就丧失了合法意义。

郑美娟、秦玉友等在《新时期师德建设思维:反思与调整》中,主要从师德建设的实践思维和政策思维中的偏颇反思现行师德建设的不足。

公众对师德的高度关注是师德建设的强力推动器,但同时师德事件过度消费、教师强势地位假设、师德认知的常人道德简单平移等原因也引发了一系列师德问题。

师德政策是师德建设的风向标, 既引领实践, 同时也会受实践影响做出必要改变。从思维方式视角进行审视, 可以发现当前师德政策存在师德要求的底线性、执行的倡导性、评价的大众性三种思维偏好。

唐璜在《高校教师惩戒机制的法治迷失及其价值回归——以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网络舆论审判事件为例》一文中,分析了高校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惩戒处理受到网络舆论的深度影响,使得高校教师惩戒的法治思维不足,不符合依法治教的法治化目标这一师德建设实践困境。

所谓“网络舆论审判”即指对于一些涉及高等教育法律处罚的事件,网络舆论发挥了“审判”功能,通过对事件及其当事人细节的挖掘,未经任何有效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思维处理及判断,而对相关的事件定性,对当事人的行为给出处罚结果,对高等教育主管机构实施舆论压力,迫使高等教育主管机构作出符合网络舆论倾向的处理。之所以会出现对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网络舆论审判”问题,源于社会及高校对教师职业要求过于理想化,没有对高校教师师德进行“高层次要求”与“底线层次”分类考量。这就使得高校教师惩戒机制在“网络舆论审判”的影响下日渐丧失其应有的法治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舆论审判”背离高校责任主体自治性;“网络舆论审判”存在法律判断的偏失;“网络舆论审判”缺乏基本的法律自洽性。

周显信、许双双在《推行高校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的掣肘与进路》中分析了师德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大创新,体现了正面倡导与反向规制、柔性要求与刚性约束、道德表率与底线要求、个人自律与社会他律等方面的有机统一。尽管师德考核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制度转向亟须提速,但在实际推行中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师德“一票否决”制的公信力受到质疑。“一票否决”制度的实施是否规范、科学与有效,取决于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能否落实落细,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是否真正能有效保障师德考评的科学性仍有待考量,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一是师德失范的隐秘性;二是评价机制的复杂性;三是惩戒措施的实效性。

  

总体来说,专家学者对目前师德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总结较为全面,大到宏观层面上对整体状况的梳理,小到微观层面上对教师个体表现的分析;既有深入社会、文化等深层因素进行理论思辨,也有在具体实践层面的现实阻力的经验总结。这些思考为当下的高校师德建设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科学参考。高校师德建设涉及多个领域,例如伦理道德、媒体传播、法律建设、教育治理等,必然会遇到很多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之后,伴随高校师德建设的不断推进,理论界还需要持续进行更加深度、更加科学、更为综合的分析研判。

  

主要参考文献(以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序):

1.宋婧琳,张华波.立德树人,为何首在立师德[J].人民论坛,2018(02):122-123.

2.冯晓玲,别敦荣.文化视角下的高校师德建设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18(12):74-78.

3.王定华.以深厚师德素养和高超能力水平培养时代新人[J].人民教育,2018(17):1.

4.罗丽君,刘丹,乔德吉,赵玉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高校师德建设[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01):12-16.

5.冯文全,刘菁菁.从“知识论”到“德性论”转变的教师师德建设——基于中美教师师德规范的比较[J].教育科学论坛,2019(11):3-7.

6.万美容,李芳.师德建设:新时代振兴教师教育的基础工程[J].思想理论教育,2018(07):20-25.

7.郑晓东,肖军霞.新形势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8):147-151.

8.辛未,姬冰澌.师德概念研究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18(09):38-42.

9.刘嘉.阻碍高校师德建设的因素有哪些[J].人民论坛,2018(24):128-129.

10.郑美娟,秦玉友,曾文婧.新时期师德建设思维:反思与调整[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18):1-7.

11.唐瑭.高校教师惩戒机制的法治迷失及其价值回归——以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网络舆论审判”事件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07):77-84.

12.周显信,许双双.推行高校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的掣肘与进路[J].思想理论教育,2019(04):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