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于同隐。
上世纪80年代，于同隐与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学生江明（左）在跃进楼实验室。
1979年，复旦高分子教研室购置了国产电子拉力机，于同隐不胜喜悦，特意合影留念。
于同隐（中）和他培养的研究生们在跃进楼前合影
乐山水，寿期颐。
96岁高龄时，他去浙江台州游玩，兴致勃勃地在码头看上半天海，紧接着登上温岭长屿山看“天下第一硐”，仔仔细细听介绍、看说明。
95岁时，他登上杭州北高峰，登上数百级石阶，不在话下。
94岁时，他去香港，夜里11点半登上太平山欣赏夜景，还独自在山顶溜达了一圈。
……
这位老人名叫于同隐，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建人与学科带头人。他长期从事高分子粘弹性和高分子合金研究，研制了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人工肺，开拓了蚕丝等天然大分子研究新方向，为我国高分子化学和物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逢乱世，刻苦求学，辗转归国，创建学科，桃李成蹊，终成大家。一个世纪悄然过去，千帆过尽，于同隐还是当年那个乐观豁达、对世界时时抱有好奇的江南赤子。
化学报国，辗转梦圆
1917年9月6日，于同隐出生于江苏无锡一户小康之家。自5岁入小学到高中毕业，于同隐接受了完备的新式教育。
小学时的他“并不都是按时回家的，常常流连于崇安寺闹市的喧嚣，猴子戏、西洋镜、梨膏糖……一路走一路玩一路吃，完全是个顽皮淘气的小孩子。”中学时代，于同隐每天都要翻阅各种报纸和进步刊物。他很喜欢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其“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明显畅快”的文风深深吸引了他。
于同隐对化学的兴趣来自于高中的化学老师张式之。他记得，张老师上课只带两支粉笔，边讲边写。张式之讲课条理清晰，板书整洁，从容流畅，待粉笔写完，教材教完，下课铃也响了。受张老师影响，于同隐决定大学要报考化学专业。对此，其父于观海支持有加。在他中学时，于观海就常向他谈起“实业救国”的道理。于观海认为，一般人办不起大工业，应该从小工业做起，而化学工业是小工业，可以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开始。
1934年，于同隐顺利考取了浙江大学化学系。由于基础扎实，进入大学以后，于同隐的成绩突飞猛进。1937年抗战爆发，于同隐随浙江大学汇入西迁的长途跋涉中，并在战乱中毕业。
1943年，毕业5年后，26岁的于同隐回到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投身学术界。他说：“为了贯彻出国的愿望，同时痛恶这些机关中的生活，所以虽然那时学校的待遇低很多，仍旧决心回到学校……在回到学校的这两年中，埋头做实验和读书，总算为苦烦的心情找到了出路。”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于同隐获得机会，跟随有机化学领域的名师、时任浙大化学系主任的王葆仁从事科研工作。在王葆仁的指导下，于同隐与同为青年教师的高善娟合作，一同完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项科研成果。这篇论文“处女作”于1945年1月被送至美国审稿，历经两年辗转，最终于1948年发表在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专业化学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上。
第一篇论文发表之时，于同隐已身在大洋彼岸，成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1951年1月，于同隐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校200多名研究生中，于同隐的成绩名列前茅，被推举为荣誉化学会会员，获得了一枚象征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这是美国化学界很高的荣誉，意味着他是该领域的学术精英，想要在美国获得工作机会是非常容易的。
然而，和当时的很多中国学者一样，于同隐下定决心回国。他回忆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会想回到祖国来，尤其在祖国迫切需要的时候。看到美国的繁华，心中很羡慕，我们中国要能埋头苦干五十年，一定可以和他们一样。”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中美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国内出台了《麦卡锡法案》，用监视、迫害等手段阻止在美华人学者返回中国，对涉及尖端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控制尤为严格。历经波折，1951年6月，于同隐终于带着妻子蔡淑莲离美回国。轮船到达香港后，港英政府不让他们登陆，把他们禁闭在轮船的一间舱房里。中国政府知道后，派了一艘小船把他们接到广东，夫妇二人这才回到了祖国。1952年8月，于同隐夫妇来到复旦大学。35岁的于同隐是当时化学系中最年轻的教授，蔡淑莲则在分析化学教研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伉俪二人为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转投新学，建立学科
于同隐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编写教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同隐带领有机化学教研组，编写了《有机化学》和《有机结构理论》等讲义，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等参考文献。
于同隐有志科研，也注重培养青年教师。身为教研室主任的他，带领着老师们从事有机合成研究。他所主持的硅有机化学和络合物化学、稀有元素化学和化学动力学被列为1956年《复旦大学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那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
1958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创设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于同隐被任命为副所长。
对于同隐来说，接受这样的任命，意味着放弃已有相当基础的有机合成研究，转向对他而言全新的高分子科学领域。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慎重考虑两星期后，于同隐决定接受任命，主持与领导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工作。
接受任命的主要原因是，于同隐早就认识到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等学科融会贯通，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但那个时候，教研室内对高分子化学都很陌生，更不要说高分子物理专业人才。于是，于同隐下定决心，自己带头去搞高分子物理。
要搞高分子物理，就会碰到很多数学和物理的题目，而数学素来是于同隐的短板。高考时，高等代数三角一 门，于同隐仅得了24分，解析几何仅42分；大学里唯一的数学课程初等微积分与微分方程也只是刚好及格，是他所有课程中得分最低的。这样的数学知识与水平，很难解决物理方面的问题。
已过不惑之年的于同隐，坚持自学补课，并率先在教研组给青年教师讲解高分子物理中常用到的数学矩阵，介绍高分子的多重结构。由于复旦的高分子学科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仓促建立的，师资不足，为此，学校抽出12名化学系三年级的本科学生，让他们提前毕业，留校充当高分子专业的青年教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江明正是这12名学生之一。江明院士回忆说，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于同隐曾专门请来数学系教授为大家上课。当时读的是一本俄文专著，非常难读，他就带着大家一起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数学系的老师讲解。
于同隐还亲自带着大家在化学系图书馆查阅资料，资料都是英文原版，可大家学的是俄语，看不懂。于同隐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句句翻译了再讲解。到了1959年冬天，他还专门开办了英文突击班，教了一个寒假，帮大家打下阅读英语文献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虽不是于同隐的在册弟子，江明院士也总说自己是于同隐的学生，“他真正是我们科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正当复旦的高分子学科颇有起色之时，“文革”开始了，教学研究被迫中断，于同隐也受到了冲击。直到“文革”结束，年近花甲的于同隐才重新出任化学系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主任，着手重建学科。
1980年底，复旦大学设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于同隐出任第一任所长，高分子学科全体人员成建制地从化学系转入了材料科学研究所，撑起了材料科学的半壁江山。履新之后，于同隐立即对高分子实验室进行了整顿和重建，大规模更新了仪器设备。经过几年发展，复旦的高分子实验室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并且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993年5月14日，复旦高分子第一代学人终于梦想成真，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和高分子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经过20余年发展，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在国内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等三大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已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属于国际前沿领域，其代表性的研究方向有聚合物凝聚态物理理论与计算、聚合物自组装和生物大分子（丝素）材料等。
“抓大放小”，倾力育人
于同隐的工作奠定了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基础，为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独到的人才培养方式。中科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中国第二代高分子科学代表人物沈家骢将其称为“于同隐模式”。他的研究生张炜曾将“于同隐模式”总结为八个字：学术自由、百花齐放。
于同隐自195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文革”结束时他已逾六旬，此后还培养了17名硕士、31名博士。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于同隐只抓大事不管小事。他的学生、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邵正中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于老师给你圈定一块他认为有价值的地，让你自己去刨，到底能挖出红薯、金子，还是什么都挖不出，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了。”
“他给我圈的地就是丝蛋白。他觉得那是一块‘宝地’，你从任何的高分子角度都可以去研究。我觉得于先生在70多岁的时候，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切入点，即高分子的研究者，如何能够比较快速或者有效地介入生命科学或者蛋白质化学的领域。”邵正中说。
不过，于同隐并不是完全“放羊”。给学生指出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后，他让学生在该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有不懂的地方，他随时会给予解答，或者与学生共同研究，直到解决为止。多年来，他坚持给研究生开一门文献阅读课。通过这门课，学生不仅提高了英文阅读水平，更了解了学术发展的前沿，对自己的选题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他的第一个硕士、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杜强国说：“你的进展他一直掌握着，他也不来逼你。只要有困难就一起讨论，介绍你去看一些什么书。”
他的第一个博士、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他把你带到一片森林，然后把你放到一棵树上，但是你别老待在这棵树上，因为他也教会了你跳到其他树上的可能性。当你看到其他的树，你又跳不过去，他就给你跳跃的能力与机会。”因此，他的研究生中，不少人都“能游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
在学生们看来，于同隐是一个知识渊博、和蔼、慈祥的“小老头”，“头发也不多，但是你看到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睿智的眼睛，思维非常敏捷。”学生们在他面前非常放松，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论。他表面上很和蔼，似乎什么都可以答应，其实很坚持原则，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
杜强国回忆说，他们的研究课题碰到了困难，曾跟于同隐商量，看在他们是“老”研究生，“上有老、下有小”的面子上，能否换一个容易一点的题目。但于同隐笑笑，就是不放松，然后鼓励说：“不难的，你们有什么困难，到时候我们一起讨论，能做得出来的，不要担心。”
于同隐在人才培养上，并不仅限于自己的研究生，他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也耗费了不少精力。在复旦高分子学科建立之初，很多时候可以说于同隐是“手把手”地教他们。在这些年轻教师看来，于同隐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人，并以他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一批人。一个单位经过了“文革”以后，人们往往有所间隙，要把那么多人捏在一起，把整个教学科研搞好，并非易事，然而于同隐做到了。有人评价，关键是“他淡泊名利，对人宽厚，哪怕是以前整过他的人，他也不会计较”。
退休后的于同隐长期保持着规律的学习生活习惯。除了吃饭、睡觉、外出散步，他就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书房看书。他一直关注着高分子科学最前沿的信息，即使90岁后，也常常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浦西福州路外文书店去买最新的专业书。2005年，88岁高龄的他还在《化学世界》上发表《漫谈化学反应》和《从化学反应到生命》这样的科普文章。
于同隐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哪朝哪代有过什么著名人物，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最近几年，他也阅读一些文学著作，莫言、陈忠实、村上春树等许多作家的经典作品他书房里都有。
别人眼里的一代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却乐得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世纪的风云散去，面对生活、面对未来，于同隐还是那个“没有一分钟会在他面上找不到笑容”的孩童，优哉游哉，云淡风轻。
（方艾青根据《一个人与一个系科——于同隐传》整理。照片由复旦大学宣传部提供。）
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