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恢复重建后，曹沛霖在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等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研究。他是当代西方议会政治和议会制度研究的开创者，撰写的《议会政治》一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之作。他主持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名著《比较政治学》引进了现代西方政治分析方法，影响了几代政治学人。他的通过经济看政治、制度分析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等观点，有力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开展与深化。同时，他将中国政治研究置于比较和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对重要理论问题具有极强的敏锐性，又十分了解政府的实际运作。他在政治学理论方面提出的“行政集权民主制”“政治知识化”等概念，极具生命力和解释力，对于政治学理论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档案 

曹沛霖

1933年生，江苏泰兴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合作经济系，院系调整后至上海财经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研究领域包括国别政治、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等。先后出版和主持翻译了《议会政治》《政府与市场》《比较政府体制》《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制度纵横谈》（增订本更名为《制度的逻辑》）《比较政治学》等著作。

学人隽语

我是做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说到底是研究人的，关注人的。善的生活，优良的生活最终要在政治层面上体现出来。……制度也好，国家也好，机构也好，最终都是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曹沛霖阐述自己在不同的研究层面背后，关注点始终是人

我们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原则立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这个一定要坚持。这个坚持了以后，你写的东西，五年十年，社会形势在变化，但它的基本观点不会过时的。这个我自己很有体会，我很多文章都经得起考验的，不是赶浪潮赶风头的，我可以敢说这些话，以书为证。

——获颁2022学术贡献奖后，曹沛霖发表感言

我们做比较研究，单单看到制度所起的作用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它的弊端。通过比较研究来发现缺陷，比发现作用或优点更重要。在很多情况下，好处或优点都是一样的，但缺点是不一样的。

——曹沛霖谈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研究缺陷比研究优越性更为重要

最近看到报纸上讲李登辉校长提倡的“服务、牺牲、团结”，这是复旦的一种精神。精神不是人造的，是一种长期生长起来的东西。精神是制度背后的制度，可以这样解释。你有一个好的制度，背后就有一个好的精神。

——接受学生访谈时，曹沛霖谈到他对“精神”的理解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共和与道德的传统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民主与科学。从思想史来说，共和与道德传统的断裂源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尽管他本人可能是一个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由此终结了一个传统，开创了现代性，也开创了现代政治学。

——《制度的逻辑》之“西方民主制度的两个传统”

“政治学在它面世之初就是一种研究如何达至人类公共生活福祉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国家（城邦）是一种最高和范围最广的社会团体，它所追求的目的也应是一种最高而又最广的善业。”

1995年，曹沛霖在报纸上撰文介绍政治学。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政治学不只是选举投票辩论，更不是“韩老之术，帝王之学”。他强调政治知识化，认为这是我们文化中素来缺乏的一种传统。而知识化的政治学，正是他这一辈学人作为“铺路石子”所致力的方向。

经典原著中的智慧不会过时

曹沛霖1933年生于江苏泰兴，那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他的求学路也是走走停停，童蒙时期就开始在私塾与公立学校之间辗转，少年时父亲去世，母亲变卖家产支撑他读书，曹沛霖一路发奋，一直读到高中，都考得公费。

旧时候的大学生毕业，能发挥所长的地方不多，能在小学教书，已是良就。曹沛霖就读的泰兴中学是江苏省重点中学，教师中有好些交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这些先生教书极其认真，曹沛霖感叹，“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马马虎虎的老师”。

1951年，曹沛霖考入复旦大学合作经济系，来到上海，开始了他“自学、自治、自理”的大学生活。他爱听王中老师的“社会发展史”，还有赵景深老师的“大学语文”，不过当时运动比课多，同学们便自己看书。曹沛霖也开始好奇地翻阅图书馆架上的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经过一年以后，学习的目的性才慢慢懂得一点”。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看了许多文学书：巴尔扎克、莫泊桑、红楼西游水浒，还有巴金。他对巴尔扎克的喜爱保持终身，所有巴尔扎克的中文译本，及巴尔扎克的传，他都读过。

1952年院系调整后，曹沛霖转至上海财经学院学习，并由英语改习俄语。1954年毕业后在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两年的教学过程中，曹沛霖读了好些马列著作，他自述正是从这时起培养了读原著、读经典的习惯。此后不时的下乡下厂劳动、教研领域的不断变动，让他更加认同，读原典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关键法门：“因为原典的著作不仅增长知识，它是增长智慧的。”即便霍布斯、卢梭、托克维尔的很多知识过时了，但他们书中的智慧没有过时。

曹沛霖深感自己在知识体系上很不完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一直到现在来看，搞起科研来，总感觉自己知识上是有所短缺的，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去补……总感觉历史太欠缺了，外文太欠缺了……其实我本人一生当中就是从欠缺中这么来的。当然就是这个欠缺的过程，才让自己不断地去追求。”

“人总归是有兴趣的，

兴趣服从需要，不是需要服从兴趣”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复旦政治学系、法律系与其他九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1962年，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复旦大学将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为政治学系，时隔十年，复旦政治学科恢复。

两年后，为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全国成立了三个国际政治系，分别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校各有分工，北大主要研究亚非拉国家，人大研究苏联和东欧，复旦研究西欧和北美。1964年2月，复旦大学正式将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

于是，曹沛霖继经济、马列之后，来到了国际政治领域。他对“转行”却很平常心：“人总归是有兴趣的，兴趣服从需要，不是需要服从兴趣。”他由此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国别政治，从汇集资料、翻译资料做起，参与了“各国政府机构”丛书、“各国概况”丛书中《美国》等书的编写。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中国政治学迎来复兴。

20世纪60—70年代，比较政治研究迎来黄金时代。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将结构功能主义引入政治发展研究。阿尔蒙德深受马林诺夫斯基、韦伯和帕森斯等人思想的影响，提出用政治系统、功能、角色等新概念代替国家、权力等传统术语，并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这一进路是对形式—制度主义方法的改革，其集中体现就在阿尔蒙德与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78）。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拟引进《比较政治学》，作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之一。这项翻译任务交由曹沛霖与几位学生郑世平、公婷、陈峰完成。曹沛霖负责把关翻译中的专业表达，像结构功能、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等都是新词汇、新概念。这部反复推敲之下完成的译著，出版后获得极高评价，一代中国政治学人都由此书入门。

曹沛霖自己也开始运用比较政治的视角，他将研究重点放在比较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是了解世界、了解各国最为基本的知识构件”。而研究的重中之重，是英国。作为先行者的英国有大量原创性的制度，后来者无不以之为参照。通过对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便能鉴别出什么是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而制度也是在运转中不断变化、需要动态研究的。对此，曹沛霖曾引用英国学者哈罗德·拉斯基的话：“制度是活的东西，是不轻易将它们的秘密透露给刻板的文字的。”政治制度既是生成的，也是创造的，而唯独是移植不来的。何为适合本国情况的制度，还需本国人自行摸索，这也是比较政治制度的要义。

曹沛霖始终立足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关心、回应现实问题。他以比较政治的角度，先后撰成《论当代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的职能》（1986）和《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及其路径的探讨》（1987）等文章。他曾说，比较政治研究是“要使得政治学具有一种穿越空间和文化边界的能力，把被政权这一物理力量分割开来的世界连贯在一起”。他相信抽象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存在普遍性的原理，能够为某一地的具体问题提供启发参考；同时，研究比较政治学，“要立足中国，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世界”。

政治学的“一身两翼”

 “我经历了复旦政治学科从马列主义基础到国际政治学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我曾经和大家一道共同建设这个学科。”曹沛霖说，复旦大学政治学的恢复和建设应该归功于王邦佐和孙关宏，他们做了许多很好的奠基工作，他只是“添砖加瓦”。

1995年，曹沛霖63岁这年，接下了国际政治系主任的重任。当时的国际政治系下设三个专业——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有感于国际政治强、政治学弱的局面，他努力为政治学搭建发展平台。他曾有一个“一身两翼”的比喻，形象地解释了自己的方针：政治学有如一架飞机的“发动机”，是主体，而“两翼”，一是国际政治，一是公共管理，这两个学科都需依靠政治学：“只强调公共管理和国际政治是不行的，基础还应该是政治学，但是没有两翼也是不行的，那就会飞不起来，更谈不上飞高飞远了。”他在任上建立起政治学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并主张博士生的群体培养，而非一般的师父带徒弟的“手工艺方式”，这也让复旦政治学始终保持团队感。

中国政治学有三大来源：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曹沛霖认为，要形成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理论，还需将这三个来源有效整合，并在三个“走向”上花功夫：走向理论，走向实际，走向世界。

“政治学只有面对现实，才会有生命力。”曹沛霖呼吁政治学者要发挥正能量，“发挥正能量就要拿出道理来，这就要回到政治学自身，就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和调查”。他感到如今对西方政治学引介多，研究少，导致在国际上缺少发言权。仅有模糊的问题意识远远不够，因为“学术不是单纯的思想，学术是要凭资料说话的”。他指出今天的国别研究仍显薄弱，人才不足，知识积累欠缺，必须先了解各国的公共政策、司法、行政等，再做比较政治研究。“我们还差好几段，要从国别研究到比较政治，再到比较政治学。”“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要了解各国的情况，这是大国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曹沛霖也思考过中西文化不同的演进路径。到了21世纪，他越发感到知识化传统的缺乏，是政治学发展的最大障碍。他希望更多人明白，政治不是难以谈论的，而是有逻辑可循、可被理解与研究的事项：“知识化过程可以为人们提供认识政治的共同平台，使政治告别神秘化、臆断化，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平民化，而成为大众可知、可与、可议之物。”

知识化的政治是诸多事物的基础，如制度的构建、社会共识的形成，也是增进人们幸福的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曹沛霖曾引用美国学者莱斯利·里普森的说法：“社会的构成是可以被理解的，政治是一个有目的的行为领域，通过它，我们可以比目前生活得更好。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政治事件是可以理性分析加以阐明的。理解的结果可以扩展我们的能力，理智的效用带给我们自我解放。”他不忘政治学的本心，呼吁政治学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人，一如古代政治学发源于伦理学一样：要考虑人的需要、人的作用、人的权利。他非常喜爱英国学者亨利·萨姆纳·梅因的一句话：一切制度均应当用于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希望我们的学者能够做好政治学的研究工作，真正像梅因所说的，政治学要使得大多数人都得到幸福。”

凡有想法，曹沛霖都会落笔记下。他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习惯：“一个是自己的想法，另外一个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好的想法。”他订了六份报纸，剪报本都贴得厚厚的。

“我这辈子，无愧是一个教书匠”

曹沛霖执教五十年时，学生们为他从过去的著述中摘编出一本书来。看到浓缩了自己五十年学术之路的节录本，他也为自己感到欣慰：“把我自己发现的东西记录在册，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学生。”

曹沛霖是个“上课比天大”的老师：“上课从来没有迟到，也没有早退，也没有因自己的事情请过假，所以在这一点上讲起来，我这辈子，无愧是一个教书匠。”他在复旦讲台上执教至73岁高龄，且对同一门课程不断更新材料。他说自己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教学而读书。学生们也觉得这位老师挺有意思，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仿佛在与作者对话，且“惊人之语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又是个对许多事情打心眼里觉得挺好的“好好先生”。

“青椒”时期，因为家不在上海，曹沛霖常年住在学生宿舍7号楼，学生们到曹老师房间都是“随便跑”。这一住就是将近二十年。到1982年，终于搬了出来。大概是这段经历让他始终端不起“教师架子”，他尤其强调师生平等，教学相长。他说“师道尊严我不能完全认同”，而更赞许“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总是鼓励学生开辟新路。有一回，曹沛霖读到陈平原回忆王瑶的文章，王瑶用了顾炎武的一句话：“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让他深有同感，他如此要求自己，也如此寄望学生。当然他还是常常会给博士生敲警钟：自以为有所发明，实际上是看书看得还不够多，要读书，也要会读书。他多次给学生们介绍曹聚仁，这位香港报人的读书方法，是“以古为敌，以古为友，以古为徒”。

曹沛霖对人的关注，同样表露于生活。学生沈训芳回忆，研究生有门最头疼的课是要自己上台精讲原著，有时候学生畏难，或因别事耽搁，故意不来，曹老师也从来不会多作评价，而总是很平和地说“没来？哦，没来”——“仅用这五个字就表达了他对事情的全部看法和态度，一句过激和刻薄的话也没有。”他也从来不会在答辩的时候拿未解之难题考学生，当然他的提问也绝不含糊，但总是会在接下来表示“这个问题只供你参考，可以不回答”。智者仁心，曹老师明白润物无声的道理。他说自己会很注意，从来不针对一个学生的问题同他谈话：“如果这个学生有问题，也不能公开地同他谈问题。……古代一般对人批评指责要进密室里批评他，不能公开。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一般都是在随意当中谈谈故事而已。”政治学研究“最高而又最广的善业”，而曹沛霖也似乎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自己身边的“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