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展收入捐献抗战】

伍蠡甫的山水画有董源、石涛之风，曾得近代国画大师黄宾虹指点。抗战时期，他曾先后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于右任、陈树人、沈尹默、老舍、顾颉刚、徐悲鸿、潘伯鹰等都曾观展。徐悲鸿曾引用杜甫诗句“元气淋漓障犹湿”相赞许。郭沫若则为一幅《山田图》赋百字长诗。伍蠡甫还将重庆一次画展所得，悉数捐献抗战之用，被视作抗战时期文化艺术界的大事。

【向西方介绍中国画理的第一人】

1937年，伍蠡甫在伦敦举办个人画展，并应邀在伦敦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讲演，畅论中国画理和中国画派。多年后又以英文撰写《中国山水画》《中国画的想象》《论顾恺之》《论吴道子》等中国画理研究的论著，发表于英美学刊上。因此，较有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者，伍蠡甫堪称第一人。1937年，伍蠡甫还曾出席巴黎召开的国际笔会年会，不久，成为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

【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1980年代初，国家教委决定在全国重点高校重点学科设立博士点，评选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伍蠡甫就是其中一位。此后十余年，他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的博士生。学校曾念及他年事已高，不便继续招生。为此事，伍蠡甫在保姆陪同下，拄着拐杖去了趟校长室，说明自己继续招生的意愿。西方文论研究方向又列入1991年博士招生目录。

融会贯通出新意

今年是伍蠡甫诞辰120周年。伍蠡甫是翻译家、西方文论专家、美术理论家、国画家……他的身上有许多看似矛盾，实则又浑然一体的地方：他关心着“古代山水画对自然美的处理”，也讨论着“西方文论中的非理性主义”，他把符号论美学重要代表苏珊朗格的情感形式合一论与中国绘画美学放在一起比较，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但是他不满足于介绍西方的文艺及其理论，也不止步于诠释中国的传统文献，他将一生都用于探索新的认识，因而做到了“论贯中西，艺通古今”。

【学术档案】

伍蠡甫（1900—1992），广东新会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1928—1936年在复旦大学教授英文，其间在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兼授英文、国画、文学。1936—1937年间赴英国留学。1938年至1949年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外文系主任、中文系代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外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曾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顾问、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辞海》编委兼美术分科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与中国文学卷编委。有《谈艺录》《欧洲文论简史》《中国画论研究》《伍蠡甫山水画辑》，并主编《中国名画鉴赏辞典》。

如果在今天，有人介绍伍蠡甫，一定会用“斜杠先生”来形容他。他的身份真是太多了：是学者，也是艺术家；是外文系的教授，翻译过数量可观的西文著作，在西方文论的系统研究上开创先河；又工于山水画，既精通西方的艺术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集大成者……古与今、中与西、文与画就像伍蠡甫生命里的一道道双螺旋，彼此缠绕促进。

西方文论：开国内系统研究先河

相比他在其他几个领域的研究，伍蠡甫的翻译工作并不被人们熟知，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学术之路的灰线是自翻译开始埋下的。1930年代开始，伍蠡甫便不断有译作问世，翻译经验丰富。中年之后，翻译虽已不是他的主攻方向，但仍然在他的研究中担当了重要的“基石”角色。翻译的才能得益于伍蠡甫的家学传统和幼年启蒙。伍蠡甫是广东新会人，1900年生于上海，父亲伍光建曾留学英国，是晚清民国时期从事白话翻译的开拓者之一，翻译过大仲马的《侠隐记》（又译作《三个火枪手》），在当时与严复、林纾齐名。伍蠡甫小学到高中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早年虽未出国留学，但是对于外文的掌握已是相当熟练，译作之丰富，曾与父亲一同被称为“中国译坛双子星”。

1923年，伍蠡甫从复旦大学文科毕业北上求职，5年后受恩师、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之邀，回到母校执教。讲台之下，伍蠡甫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为国民的启蒙和社会的进步发挥自己的作用，于是之后与复旦大学另两位教授共同创办了黎明书局，自己任副总编辑，负责文学方面的书稿。历史上的黎明书局在普及人文和科学知识、译介外国学术著作、传播思想文化、服务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需要提及的是，黎明书局为拓展读者视域、增进社会认识而推出的“英汉对照西洋文学名著译丛”及《世界文学》月刊，两者伍蠡甫都功不可没——他不仅是出版方，而且在“西洋文学名著译丛”中，他翻译或合译了卢梭、歌德、托尔斯泰等名家名作；专门刊载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坛动态及文艺思潮理论的《世界文学》，其中有不少译介出自伍蠡甫之手，在这个过程中伍蠡甫开始了解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及相关论著。“所以他不单纯是一个译者，他还是一位西洋文学的评论家。”有人评价伍蠡甫译书一个很大的特点，总是将译述和评论结合起来，这在他根据赛珍珠取材于中国的《大地》而译作的《福地述评》中表现就很明显。而且他总是不吝啬在译作的序里——自己的也罢，他人的也好——发表对作品的意见和观点。这或许可以视作他踏入西方文论的肇始。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论的研究虽已登陆中国文坛，但完整或者比较完整的相关译作屈指可数，王国维、朱光潜、钱锺书等名家大家都做过相关研究，但总的来说，西方文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从主编《世界文学》到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再到在大学开设西洋文艺批评课程，翻译雪莱的《诗辩》，在《谈艺录》里把西方文论、艺术理论融入中国文论、画论的研究之中，在西方文论的研究领域，伍蠡甫一直做着尝试。有人评价说“在他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所撰写许许多多论文中，都可见到西方文论的踪影，西方文论常常成为他思想表达的一个坐标，或引述，或参照，或比较，或作证，或融化，成为他组织思想、表达观点的一个特色”。而真正让他在西方文论研究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当属上世纪五六十代主编《西方文论选》，此时，西方文论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仍在大学讲授西方文艺批评的伍蠡甫意识到教材缺失为教学带来的不便，于是有了编写讲义的想法，开始系统梳理材料。同一时期，文科教材会召开，决定把西方文论选本列入教材编写规划，指定伍蠡甫担任主编。这项工作难度非常大，要选收从古希腊至19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经验以及涉及文学理论的美学、哲学等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的论著，包容性大却又不能流于庞杂。对于主编的要求尤其高，若对西方各国历代重要作家、主要论著不具备广博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就根本无法从浩如烟海的经典中摘选出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论断。伍蠡甫邀请了朱光潜、钱锺书、缪朗山、郭斌稣等专家来沪共同探讨西方文论的编选事宜，还约请了蒋孔阳、林同济等知名学者参加摘译工作。有些材料来自英文转译，细致的伍蠡甫又请精通原语种的专家根据原文校译。1964年，《西方文论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方古代和近代文论选集。而对于伍蠡甫来说，编选《西方文论选》的过程中，他真正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这个领域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开创了我国系统研究西方文论的先河。

上世纪80年代后，是伍蠡甫的学术成果高产期。他相继主编了《现代西方文论选》《西方古今文论选》，还与胡经之合作主编三卷本《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把西方文论的编选从古代近代延伸到现代，从而使西方文论的介绍更见系统；还写成《欧洲文论简史》，这也是我国首次出版的西方文论史著作。这里有一则轶事：该书在出版时其实尚未完成，因为俄国部分伍蠡甫自认不熟悉，还在请其他专家补写。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到了，认为不仅是“缺门”，而且迫切需要，因此破例于1985年出了个“缺章版”，之后几年又出了全书，可见重视的程度。在收到《欧洲文论简史》新一版样书时，伍蠡甫想到的是，他近来对本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一些问题有些新的思考，很想把这些思考写出来。这时他已经90多岁了。

翁义钦曾参与过伍蠡甫的学术项目，他眼中的伍先生“十分重视对西方文论采取分析的态度”，“还把对我国文论、艺术理论的思考与西方的文论的研究交融起来，互相印证，并在比较中把握不同文论、艺术理论的特点，努力使外来的文论、艺术理论为我所用”。正如伍蠡甫曾说：“我们接触现代西方文论的形形色色流派，目的是为了扩大视域，增添知识，锻炼加强识别能力，有助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因此，他总能跳出文字做出清醒的判断。他认为“文学流派及其理论批评是和相应的社会历史及哲学思潮分不开的”，在探讨德国启蒙时期主要文艺理论家歌德时，他搜集了大量文论、随笔、箴言后，看到了歌德在探讨文艺理论时，感性经验、知解力和超验理性、主观想象时常在彼此打架。他把矛盾的根源诉诸德国启蒙主义运动的特定背景与历史，既肯定了歌德的成就，同时又指出他的局限，关于后者国内向来很少论及。

中国画论：根据亲身创作经验的深中肯綮之语

西方文论和中国画论，是伍蠡甫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共同构建起他的学术大厦。伍蠡甫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学理论作了持久的深入研究，这从他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伍蠡甫读中学时就钟爱绘画，这份热爱也贯穿着他的一生，并为他的学术研究带来启迪。大学期间，伍蠡甫就借报纸副刊阐发了“艺术之创造与艺术之享乐”的思考，他晚年曾回忆说：“哲学老师陈定谟教授课余指导我读了几部伯格森直观哲学著作，使我开始想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直接而又亲切地领会（也就是直觉）某一画家或某一幅画的构思、表现与风格，而与之共鸣。”可见那时他已经开始了对美学的思考。

大学毕业后，伍蠡甫曾北上求职，正碰上溥仪迁出故宫，北洋政府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陈列故宫所藏历代名画真迹。伍蠡甫见到许多画册中的“真身”，叹为观止，一有闲暇就泡在故宫里观摩研习中国历代名画数年，这样的习惯坚持了数年，为其艺术创作和画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这一时期，伍蠡甫个人所藏画册逐渐增多，成了他主要的精神食粮。随着对中西名画的感性认识不断丰富，伍蠡甫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字画的艺术魅力和美学原理，于是开始阅读中外画史、画片和美学著作。“我探寻并力图把握中西画论中比较本质的东西，而所凭的武器却是大学读书时所接触到的西方哲学与逻辑给我的那点儿可怜的思维方法。”留学期间，西方文艺理论逐渐成为伍蠡甫的研究重心，他曾赴德、意、比等八国研习西方艺术。这些经历使伍蠡甫对西方绘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头脑中已开始酝酿中西比较美学、中西比较绘画等研究课题。1937年，伍蠡甫成功在伦敦举办个人画展，继而受邀到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作《中国绘画流派》专题讲演，有人称，这是伍蠡甫第一次比较美术研究实践。

“比较”“创新”是伍蠡甫治学中的关键词。1988年针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给古老的中国画带来的影响，伍蠡甫说：“任何国家的艺术与美学研究，不可能撇开它自身的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如果隔断历史，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对待并迎接任何新流派，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诚恳建议，将现代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若干重要论点做些比较，从而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受现代派影响的新中国绘画和中国古典绘画，究竟是不是决然对立、水火不相容呢？双方是否可以彼此交流、相互补充呢……”这样的思考，一直深植于伍蠡甫的脑海中。他的书中时常可见中与西的碰撞互见，比如将西方的抽象艺术与早此2000年的中国书法联系起来。再如谈到“偶然”不失为“创意的一种途径”，将郭熙的“影壁”、宋迪的“败墙”、郭忠恕的“泼墨于缣”等法与达·芬奇的《笔记》所述作对比。伍蠡甫在比较文艺学、中西画论以及美学理论比较方面贡献卓著，1980年代后更是撰写大批学术论文纷载国内外学刊，用英文向海外介绍中国画理，可以说是较有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者的第一人。

美学家蒋孔阳曾评价伍蠡甫画论研究是有坚实的“创作和鉴赏的实践作基础”，因此其画论成果不仅“言之有物”，更“言之有味”，这句赞赏恰恰归纳了伍蠡甫画论研究的经验。1942年，伍蠡甫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数月于贵州安顺洪北江读书山山洞内鉴定该院书画名迹数百件，这是伍蠡甫第二次与这些历史真迹近距离接触。除了遍览中国绘画史上无数画家作品，研究他们的理论观点、创作经验，在他的研究体系中，绘画的实践也是重要一环。他曾说，“艺术批评家有必要通晓各门艺术所特有的表现技巧和手法，要有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也曾建议上门求教西方文论的学生学一些绘画，认为学习文论如有艺术或者文学创作做底子，效果会更好。学生后来深味其理：“他们那一辈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少都具备文艺创作功底，因而鉴赏力特别强，做起理论研究写出文章来，很少做凿空的理论推演”。正如朱光潜所说，伍蠡甫的画论“都是根据亲身创作经验的深中肯綮之语”。这也是为什么伍蠡甫可以将极其丰富但又深奥晦涩的中国古代画论一一“化法”，形成自己的创新观点——他对中国画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构想和视角，并非一般地对具体的画论著作进行评述，着眼点更在于试图在总体上把握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发展的规律。

辩证的气质、严谨的学风、质疑的精神

有人说，伍蠡甫身上充满了复杂性，或许可称为一种辩证的气质。他的一生几乎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新旧更替，对于新与旧始终保持着辩证中和的态度，在他看来：“历史上没有纯新的东西。在每一个阶段里，新旧常是并存着，新的不能灭尽旧的成色，正如过去须作现在的前身，现在决定将来的一切。”他的一生也一直在处理着新与旧的关系。伍蠡甫认为，若不善于继承和学习前人的文化遗产，文化必定会出现断层，发展便是空话，他自己愿意努力做继承和发展工作。在爬梳传统画论时，他总在思考这些“老传统”如何在今天发挥作用，如何去批判吸取和发扬。但他也明确反对为了遵从古法，阻隔画家的心与眼同当前生命、周遭世界的联系。所以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大胆将洋房、工厂、飞机、枪炮搬入山水画，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岭南派创始人高剑父认为伍蠡甫的画“不泥古不离古”“不为法缚，不为法脱”，这是赞画，其实也是对伍蠡甫做一切学问的诠释。

辩证也体现于他的研究方法之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伍蠡甫就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作为理解艺术、分析艺术、构建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利器。在《怎样研究西洋文学？》中，他说道：“在新方法之下，学生必须先通晓辩证法，再及辩证法与唯物论集合所合成的有机的体系，用辩证法的方法与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整部西洋文学史，随后涉及作家与作品若干个别对象。”这在他的画论研究中也处处可见，“意境”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重要课题，伍蠡甫认为这个‘意’，并非脱离客观世界或超越自然美的主观世界，而是本于一定的审美标准来处理自然美时，所必须从属的情思、意境。“他为了创立意境，须通过自然美，尤其是接触自然美”，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伍蠡甫曾担任《辞海》编委及美术学科主编，《辞海》修订本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赵孟頫的“民族气节”存有争议，应该写出，而不是淡化处理，伍蠡甫明确反对这一点，“艺术审美并不完全等同于道德判断，美与善并不永远一致”，在他看来绘画艺术的辞典与史书编纂的标准不应相同。

辩证的气质也与他为学的严谨及敢于质疑的精神有关。“严谨”“批判精神”是他的学生韦遨宇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至今都受用的精神遗产。“他不会轻易臧否一个学者、一部品，但是会指出他们有哪些内容值得商榷，或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在韦遨宇的记忆里，伍先生很喜欢用“假如”开头，“假如某位学者、某位作品在某些方面引起注意，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当一些代表性人物、作品伴随着一些新的思潮出现，伍蠡甫也从来不先入为主地把观点传递给学生，“他会先问我们有哪些看法，了解以后也不会轻易否定，而是循循善诱，告诉我们就这一个问题历史上有哪些学者曾经有过哪些高见或者陋见”。

质疑和批判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而为其提供支撑的是治学的严谨。伍蠡甫做学问有着乾嘉学派的风格，面对研究对象，通常会先去考据它的历史，做一番追本溯源的工作，这种“从头说起”，是他最常用的一种治学方法——他相信，当梳理出一个简明的发展线索，很多问题自身就已获得解释。比如关于中国画的线条，他就从原始艺术的彩陶开始考察。再比如他会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理论的概念来源、发展变化，翻译到中国被理解接受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已经烂熟于心的内容一旦提到，伍蠡甫也要翻开书一一确认，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掉以轻心。“没有这样扎实的基础建设，任何的概念创新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韦遨宇感叹。与工作上认真负责对应的是，伍蠡甫生活上的俭朴洁净，饮食素淡。他的居室窗明几净，各类常用图书排列有序，一张大书桌，一把靠背椅，一席小床，没有多余的摆设。90岁时谈及生活“不外乎读书、论著、作画，年年如此，明年也不例外，不过具体内容有所不同”。那时的他还在坚持每天工作六小时之多，孜孜不倦。

住在伍蠡甫家附近的人常在天气晴好临近傍晚时分，看见他拐杖拄在胸前，坐在一把椅子里，双眼望着夕阳，身前身后是面积不大的菜畦兼花圃。在旁人的眼里，这一侧影包含诗意——伍先生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寄寓自然、世间，一生求索学问。（感谢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伍蠡甫代表作一览

《西方文论选》

《中国画论研究》

《欧洲文论简史》

《伍蠡甫艺术美学文集》